近年来，我国慈善组织在蓬勃兴起的同时也面临着公信力屡屡受损等问题。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温州大学人文学院研究员蒋胜男，全国政协委员、浙江省政协副主席吴晶，全国政协委员、南京财经大学校长程永波，就重塑慈善组织公信力建言献策。
重塑慈善公信力需要补齐三方面短板
吴晶委员表示，公众对慈善事业的质疑，与慈善组织信息公开不及时、法律监督不够关系密切。重塑慈善公信力需要补齐三方面短板。一是补齐运作能力短板。要健全慈善资源协调机制，让公信力强的慈善组织发挥核心、枢纽作用，充分对接优秀公益慈善团队，避免出现“小马拉大车”。二是补齐慈善制度短板。要完善与慈善法配套的规章制度，理顺政府与慈善组织的关系，为慈善组织生存发展提供必要的制度保障，完善监督管理制度，实现激励与约束并举。成立由专家、捐赠者代表等组成的突发事件第三方监督委员会，引入专业审计机构，实时监督决策过程和物资流向。三是补齐信息公开短板。要发挥好“互联网+”的作用，建好用好信息平台，在捐赠方与需求方之间搭建一条透明、真实、高效的信息互通桥梁。
第三方评估有利于提升慈善组织公信力
蒋胜男代表指出，公信力建设一方面靠慈善组织自我监督，另一方面靠社会各界的共同监督。可以通过引入第三方评估等方式，帮助慈善组织重塑公信力。第三方评估机构是独立于政府部门及慈善组织之外的，其通过自身建立一套科学、完整的绩效评估体系，能够对慈善组织的组织能力、管理能力、运行效率及信誉水平等进行客观评估。尤其针对一些慈善组织只“对上负责”却忽略了“对下负责”的情况，第三方评估机构每年可以对慈善组织的信用等级和工作成效进行评估，一方面可以监督组织的运作，另一方面可以在行业内形成良性竞争，既有利于慈善组织发展，又能提升慈善行业公信力。
首要问题是落实和完善信息披露制度
程永波委员认为，信息不透明使得慈善组织难以赢得公众信任，行动力缺乏又降低了公众的慈善积极性。提升慈善组织的公信力，首要问题就是落实和完善信息披露制度。从技术层面讲，落实慈善信息披露并不存在难度。2017年9月，全国慈善信息平台“慈善中国”就已开通。建议进一步明确和细化慈善组织需要定期披露和临时披露的信息，强化政策落实监督力度，完善慈善组织信息披露方式，把慈善组织信息披露的法律责任落到实处。
慈善组织要打造适应互联网时代的发展方式
蒋胜男代表指出，慈善组织要打造适应互联网时代的发展方式，必须做到三个“转向”。一是从封闭转向合作。慈善组织应该和具有社会责任感的互联网企业合作，提升慈善活动的受关注度，并实时公开捐款数据，跟踪善款去向及用途，运用区块链技术，将对物资的需求、供给、运输等环节信息进行审核，在技术层面实现公益慈善项目物资资金公开透明、可溯源、不可篡改。二是从定期公开转向动态公开。传统信息公开方式频次较低，不能及时有效回应公众质疑，慈善组织应加强声誉管理，及时响应利益相关者的评价，将信息披露和舆情管理有机结合起来。三是从注重结果公开转向强调过程透明。对于社会关注度高的慈善项目，公众不仅想了解项目运行结果，也关心善款募集、发放、运用等各个环节的情况，这些都与受益人切身利益密切相关，对于过程的披露更能彰显慈善理念，更能有效回应社会关切。
当务之急是推动慈善组织自身能力建设
程永波委员强调，当务之急是推动慈善组织自身能力建设。要加大从事慈善事业的高素质复合型人才培养力度，指导公益慈善行业组织定期开展专题培训，建立健全长效的会员单位交流和学习机制。要推进地区性慈善行业组织成立与发展，在参与重大突发事件过程中，由地区性慈善行业组织建立统一的信息平台，加强成员之间的协同性，提升慈善组织行动力。同时，还要健全监督和问责机制。加快“慈善中国”与其他公益慈善平台的数据联通，方便公众查询和实时监督，由专业的法律监督机构对公益慈善组织信息公开进行监督、评价和问责，为慈善组织公信力的提升提供有力保障。
慈善组织应与优秀互联网企业互利合作
蒋胜男代表表示，当前社会经济高速发展，人们日益增长的慈善需求对慈善组织的专业化程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然而，现阶段我国慈善组织的专业化水平普遍较低，一方面是慈善组织机构自身专业化程度不足，内部管理、外部监督、信息披露、绩效评估等机制缺失；另一方面是慈善组织人力资源专业化程度不足，工作人员整体缺乏经验。所以说，无论是慈善组织人员素质的提升速度，还是组织管理的发展速度，都无法满足慈善事业发展的需要，遇到突发事件，难免出现处置能力不足的问题。在提升专业化程度方面，建议慈善组织与优秀的互联网企业合作，向他们学习物资调配和信息披露的经验，将慈善事业和市场化理念有机结合起来，在互利之中实现合作。在人才培养方面，要继续推进公益慈善人才培养计划，同时吸纳更多乐于做慈善、善于做慈善的社会人才到慈善组织，并建立慈善信用制度，把群众参与志愿服务活动计入社会信用体系，引导更多人参与慈善活动，推动慈善事业良性发展。（新华网客户端）
（全国政协委员、民革湖南省委副主委、长沙理工大学副校长）
杨伟军表示，我国志愿者保险制度仍处于初创时期，还存在风险意识、法律保障、经费保障、险种开发不到位等问题。
对此，杨伟军提议强化法律保障，尽快制定《志愿服务法》及《志愿服务法实施细则》。构建以商业保险为主体、以社会保险（工伤保险）为基础、政策保险为补充的三位一体的志愿者保险体系，完善志愿者保险险种的衔接机制，加大志愿者保险经费保障力度，进一步完善我国志愿者保险制度，给志愿者的爱心加上“安全锁”。（三湘都市报）
（全国人大代表、贵州省正安县贵州神曲乐器制造有限公司负责人）
近年来,有的地方片面追求经济利益,对文物和文化遗产缺乏足够重视,相关保护工作面临重大挑战。
郑传玖认为,目前文物和文化遗产没有被明确为公益诉讼的领域,相关工作开展缺乏系统性,不能满足当前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的需要。对传统村落等部分文化遗产的保护缺乏具体法律规定和评价标准等。
“建议在修改文物保护法、城乡规划法、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等相关法律法规时,分别增加检察公益诉讼条款。授权检察机关对妨害文物保护、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依法提起检察公益诉讼。”郑传玖说。（检察日报）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电商扶贫联盟主席、中国慈善联合会副会长、中华思源工程扶贫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脱贫攻坚任务完成后，我国贫困状况将发生重大变化，扶贫工作重心转向解决相对贫困，扶贫工作方式由集中作战调整为常态推进。在“后扶贫”时代，如何开展扶贫工作？
李晓林表示，据统计，在脱贫人口中，大概三分之二是通过外出务工和发展产业实现增收、脱贫的，剩下的建档立卡未脱贫群体以及边缘群体主要是因病、因残、因无劳动能力、因学、因灾等原因，这意味着在打赢脱贫攻坚战后，还需要政府和社会力量形成合力，健全防止返贫长效机制。
他认为，企业应积极履行社会责任，选择符合自身特点、可发挥自身优势、能实现显著成效的脱贫攻坚领域，比如产业扶贫、教育扶贫、健康扶贫、电商扶贫、易地搬迁等方面开展相应的扶贫项目，从而保障扶贫目标精准、扶贫范围广泛、扶贫方式多元。
对于慈善组织等社会力量而言，应该特别注意在社会救助等领域拾遗补阙，同时要发挥自身优势，联动各级党委、政府和爱心企业，积极参与社会治理，为建立防止返贫长效机制发挥补充作用。（南方都市报）
（全国政协委员、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顾福林认为，在这次防控新冠肺炎疫情重大突发性公共卫生危机过程中，各方社会力量在党的领导下，充分发挥自身优势，为有效化解医疗、公共卫生、社区管理、物流运输等方面的问题，作出了积极贡献。同时，政府与社会力量在协同防控公共危机中还存在着沟通渠道不够顺畅、没有形成高效有机融合、社会力量主动作为还缺乏体制机制上的保障等等问题。
顾福林建议，应建立评估使用机制。应在国家、省、市等各层面开展调查摸底，客观评估社会力量参与防控公共危机的基本情况，建立防控各种公共危机所需的社会力量的数据库，将社会力量分类分级配置在防控各种公共危机“全周期”的各个环节上，确保最大限度地发挥社会力量的作用。
建立引导激励机制。通过宣传和培训、分享信息和经验，尽快提升社会力量参与防控公共危机的专业化能力。通过制度化设计，规范社会力量参与公共危机防控，并形成辐射其他社会力量的效果。通过完善政府购买服务，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公共危机防控的积极性。
建立统筹机制。将社会力量纳入到防控体系中来，明确其责任与义务。建立信息互通、资源共享、联合行动的协作机制，搭建统筹协调的平台和渠道，使社会力量有效有序地参与公共危机防控。
建立服务保障机制。通过制度建设，一方面确定社会力量的责任边界与行为边界，使其依法有序参与防控公共危机；另一方面建立补偿机制。(人民政协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