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慈善机构与现代有何不同

澳门大学郑裕彤书院院长 钟玲

大家好，当我收到这次会议我们这一组的主题，“中华慈善文化的传承与创新”，看到其中有“传承”两个字，我就想我们传承什么，也就是说在中国古代，1911年以前，在中国是谁在做慈善事业，是怎么做的。我就去找了一些资料，在此跟大家分享。

在二十世纪，香港、台湾、澳门跟海外华人的慈善机构，大部分是NGO，非牟利机构。还有许多佛教寺院也投入慈善活动，尤其是台湾规模大的寺院，我们刚刚已经听到他们报告实际上是怎么实践。二十世纪以前的古代中国，慈善机构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救助濒临死亡的灾民，古代的赈灾活动大部分分为三种。

第一种是朝廷办的。

第二种是隶属于朝廷的佛教寺院办的，要注意，它是隶属于政府，不像现在寺院的所有权并不属于政府。

第三种是民间办的。

中国几千年来最大的天灾都跟雨水有关，雨水太多是水灾，雨水太少是旱灾。如果大旱灾出现，接着就是虫灾，蝗虫把剩下的作物也吃光。因为中国以农立国，全国人民大多数是农民，一旦有天灾，生产的粮食就减少，会发生饥荒，人民跋涉去找有施舍食物的地方，叫逃荒，他们就是刚才一位学者所讲的“流民”，而且是大量的“流民”出现，其中很多人是在路上饿死的。幸运的是我们这一代中国人，由上个世纪末到现在，已经没有这种经历了，已经没有这种大型的水灾、旱灾饿死人的事。

拿晋朝当例子，由晋朝到隋朝初年，一共313年，就发生了大型的旱灾、水灾、蝗灾、瘟疫，还不包括风灾、地震、雪灾，一共498次。[1]平均每一年发生不止一次超大型的灾难，几十万人、几百万人死的那种大型灾难。古代的赈灾活动主要叫开仓和开粥厂。

现代很多灾民现象是战争造成的，古代战争造成灾荒时怎么办?受古代战争之苦的那些流民，大多数根本连供他们一餐的粥厂都没有，因为是乱世，政府也办不了事情。古代赈灾以政府、或者是寺院的开仓为主，他们把粮食仓库打开，寺院供米给自己办的粥厂。以前政府、寺院，还有有钱人家都有自己的粮仓，不像现在我们去超级市场买米。政府和富户除了开仓供谷类给粥厂，还会以合理价格出售粮食。政府的粮仓就是人民交来的税，农民交的就是他们自己种的五谷，交来放在谷仓里，平常没灾难的时候，谷仓里头的粮食供军队吃，要不然军队的粮食哪里来?还有官家也要吃饭，可以直接由政府粮仓提供。

但是到了天灾的时候就要开粥厂了。粥厂很少设在大城市里，很少设在京师里，因为城里挤进大量的灾民会造成混乱，而是在城门外或乡下地方设粥厂。想一想施粥真的是很有道理，第一，饿的不得了的时候，不能吃硬东西，所以喝粥容易消化。还有流民能够像我们现在拖着行李箱到处走吗?不是的，他们最多是一个包袱，里面有一样最重要的东西，一定要随身带一个陶瓷做的碗，这个碗就可以在施粥的时候，拿出来盛粥，平常用来喝水。粥厂的运作也方便，用最大的锅来煮粥，可以供很多人吃。

2017年8月23号，天鸽台风袭击澳门的时候，我们澳门大学的几个书院也采用了粥厂的概念。我是管一个住了约五百人的郑裕彤书院，书院本身有厨房、大餐厅，有自己厨子。在上午狂风中澳门停电了，因为不知道电会停多久，我们想到古代的方法，跟厨子讲煮粥，或者是煮面给学生，我们要长期抗战，还好是当天晚上十点电就来了。很多同学也吃了这种粥厂式的粥，吃了一餐。

古代常常在第一线要面对这种赈灾工作的就是县令，就像现在小市的市长、镇长，他们要做赈灾活动，但是他有权开仓吗?他没有权，他要层层上报，由上面批准他开仓，所以这开仓常常会误时间，有些流民还是饿死了。地方官除了要负责开仓，还要发动他管辖区内的有钱人家把他们自己家的粮仓来开仓，或施粥、或卖米粮。地方官还要管不许提高粮价，有些粮商、或是富户会提高价格来卖自家粮仓的米粮，发灾难财。这是那时候官府需要做的事情。

清朝著名的画家、书法家郑板桥主要活跃在十八世纪。有趣的是他作过山东范县、濰县的县令。他真的是一位好官，你没有想到一位诗人还能作了不起的好官。1747年他55岁在濰县任上时，山东发生大饥荒，他开仓，发粮票给流民，他们用票可以去领吃的，后来还大兴土木，修城墙、修文昌祠、城隍庙，让不仅是“民”、“流民”都可以来参加做工，赚工钱。此外他还很勤政、廉政，境内无怨民。到他61岁时，因为要救灾得罪了大官被革了职，离职的时候，两袖清风，是位廉正的好官。[2]有他一首为流民写的诗，“逃荒行”[3]，诗里面说：“十日卖一儿”，连传宗接代的儿子给卖了。“五日卖一妇”，过了五天，连太太也卖了。想是卖了得的钱可以买点吃的，连家人都卖，可见他们跟着他都会活活饿死，不如卖给经济情况比自己好的人。“来日剩一身”，最后剩下他一身，“茫茫即长路”，一个人继续跋涉茫茫长途流亡。时间不多我们就不细讲这首诗了。

古代第二种慈善事业就是佛教寺院的赈灾活动，由南北朝一直到乾隆年间，寺院跟道观都是由朝廷直接统一管理。统一管理的原因很简单，因为到佛寺里出家为僧以后，就不需要赋税，也不需要服兵役、服劳役，因此有大量的人假出家，造成政府税收锐减，所以政府干脆就统一管理寺院，要政府发度牒牌照才可以成为僧尼。

有些寺院专门服务帝王和皇亲贵族，它们是由国家营造、由国家提供经费,叫官寺。[4]另外许多佛寺是民间建造的，也是由政府统一管理。登记有案的佛寺可以免赋税、可拥有土地、财物，并有佃农依附。既然佛寺有佃农帮他种地，又可以收社会各阶层人民的供养捐款，又收出家度牒费，他对朝廷有什么义务?主要的义务就是赈灾，寺院要开仓赈灾。度牒就是出家证，为了控制出家人口而产生;唐朝开始，度牒的文件是由祠部发放，证明僧尼的合法身份，上面写明僧尼的法号、俗名、职衔、籍贯、年龄，寺院还有批文签署的日期等等，比丘和比丘尼有了度牒，就可以住在本寺，或者是行脚挂单他寺，可以免赋税、劳役、兵役，可以得到政府的保护。当然，要出家要交度牒费的，跟现在不一样。度牒费有些时期上交朝廷，但大多时期是交给出家的寺院。朝廷甚至可以直接管出家人，下面讲一个实际的例子。

唐朝有一位出家的诗人叫做灵澈，他虽然出了家，可是脾气比较急躁，他写诗写出名了，所以“名震辇下”[5]，意思就是说他写诗出名到在京都都非常有名。“缁流嫉之”，缁流就是出家人，其他的出家人就嫉妒他。“造蜚语激中贵人”，造蜚语就是造谣，中贵人就是宦官，嫉妒他的僧人造灵澈的谣令某一位高权重的宦官很生气，就把他贬到汀州(福建武夷山以东之地)去了。我们现在只会想到哪一个人做官被贬了，可是僧人也会被贬的，因为他直属于朝廷的祠部管理，这跟我们现代的概念，真不一样。

在魏晋南北朝时代的社会服务由朝廷负责，南齐为贫民设六疾馆，类似贫民医院，后来这些服务转由寺院负责，由朝廷监督，真正执行的是佛教寺院。但是在禁佛教的时期，像是唐武宗时期，因为要临时把社会服务的专案都改为州府、县府来执行[6]，情况就相当乱。

寺院哪里有这么大的财力，每到大灾难的时候就施粥给几万人，怎么做得到?其实寺院收入的甚丰。第一，有些寺院直属国家拥有，犹如国立寺院，是由朝廷供地及营造其建筑，供日常经费，皇帝也去那边上香。还有就是皇亲贵族的捐款，或者是做法事，都会有收入。民间的寺院做法事、祈福、祈雨等，也会有民间的大量捐款，也拥有土地和佃农。另外在唐朝有一种有趣的习俗，就是贵族跟官员常把自己的大别墅或城里的大宅献给国家改做寺院，王维就把他的蓝田别墅捐给朝庭，他写了一个表“请施庄为寺表”[7]，就是请朝廷派七位僧人来接管他的别墅，捐给国家，以纪念亡母。这个是一种舍，四无量慈悲喜舍的舍。唐朝还有几位宰相把自己在京师的大宅子捐出来给朝廷，改为寺院。

另外还有些朝代设立悲田、或设僧祇粟制度，僧祇粟是为寺院而设，指定一些农民不把赋税交给国家，而是纳粮给寺院，寺院的义务就是将来开仓救灾。当然，这寺院也可以使用这些米粮。最后寺院有很现代的一面，通过经营已有的资产，获得更多的财富。

一直以来寺院最大型社会服务项目就是赈灾。此外，像武则天的时代，寺院为贫民办医病的悲田坊，开元年间为乞丐办病坊，寺院其它服务还包括修路、造桥、种树、施浴[8]。施浴这个项目很有趣，现在我们洗个澡是很平常的事情，古代人洗澡是不简单的，这个浴还要用施的，穷人家里当然没浴室，可以到寺院里洗澡。

个人的慈善事业就包括出家人的施舍，和在家人的救济事业。唐朝的玄奘法师回国以后，他收到到很多供养财物，他全用来济贫，还用来供养国外来的僧人[9]。南北朝的富户李士谦在饥荒时赈粥和药，救了上万人，救济事业做了三十年，张宏慧称他为“终身从事慈善事业的慈善家。”[10] 《南齐书·刘善明传》：“善明家有积粟”，因青州饥荒，刘善明“躬身饘粥开仓，以救乡里，多获全济”。[11]人名其家之田为“续命田”。可见，粥食对于荒年灾民赈饥，作用极大。

现在我就做结论。一，现代的慈善事业和古代，最大的不同在实施的机构，古代由朝廷政府主导，或者是监管，现代政府与民间的独立法人，都是自己积极进行。

第二，现代政府做慈善活动的单位很多，就是在政府里就很多，包括社会福利机构，扶助弱势团体的社工机构，也有急救单位、救难队等等。而民间的慈善机构进行的项目就更多了，涵盖面非常广，救济活动很国际化，机构跟机构之间相互支援，这些都不是古代所能及，尤其是那种项目的细分，是古代不可能做到的。现代的佛寺和NGO的慈善活动，在赈灾的效率上，在专业和分工的细致方面，远比古代优胜，谢谢。

[1]张宏慧〈佛教思想影响下的魏晋南北朝慈善事业〉，《许昌学院学报》，2009年，第四期，26。

[2]杨士林 《郑板桥评传》，安徽人民出版社，1992。页89，110-113，123-124，132，137-138。

[3]卞孝萱编 《郑板桥全集》，济南：齐鲁书社，1985。页115。

[4]黄敏枝 《唐代寺院经济的研究》，台大出版中心，1971。页8。

[5]《全唐诗》，卷810，北京：中华书局，1979。第23册，页9131。

[6]黄敏枝 《唐代寺院经济的研究》，台大出版中心，1971。页133。

[7]王维 《王右丞集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页320-321。

[8]黄敏枝 《唐代寺院经济的研究》，台大出版中心，1971。页135。

[9]黄敏枝 《唐代寺院经济的研究》，台大出版中心，1971。页134。

[10]张宏慧〈佛教思想影响下的魏晋南北朝慈善事业〉，《许昌学院学报》，2009年，第四期，27。

[11]唐李延寿《南史》，卷49，列传39，北京：中华书局，1983。第四册，页12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