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我国乡村医生约150万，肩负6.5亿农村居民的医疗服务，他们的待遇、身份、养老问题，还未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马国湘建议，可以根据乡镇人口总数和地域特点，确定乡村医生编制，实行编制管理，财政给予全额或差额补助；主管部门制定招聘计划，分批分阶段将现有村医队伍逐步转变身份。乡村医生编制在乡镇卫生院，岗位在村卫生室，签订服务合同，合同期满表现优异者，可进入乡镇卫生院工作，其岗位由乡镇卫生院其他医生替换。
对村医的培养，马国湘认为，关键在灵活的长效机制。政府必须制定详细的村医招聘、委培计划，建立健全考核制度、绩效奖励制度、管理制度，财政给予必要的保障。每年委托医学院校定向委培部分医学生，签订委培合同，毕业岗位定在村卫生室。可以考虑设立乡村全科医生专业，下达乡村全科医生培养任务。定期对村医进行培训或定期进修。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村医培养，应该尊重民族地区医药发展特色。
对于既有的老村医，马国湘认为要建立相适应的养老退休机制，给予老村医一定的养老待遇，或者依照实际行医时间折算成补偿金，由政府一次性补偿一部分。
（全国政协委员）
“法律援助工作的全面开展需要法律法规的规范和授权，而相关法律的缺失给司法行政工作的开展带来了不便。”代俊峰指出，法律援助机构的政府责任未完全体现，法律援助经费难以保障。“既然法律援助是政府的责任，法律援助机构应定性为行政性质，以充分体现法律援助的政府性、无偿性。但受政法行政编制等限制，部分县级法律援助机构还是事业机构性质，人员大多实施事业参工管理。”
代俊峰还表示，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对于法律维权的需求越来越多，原有的法律援助受案范围已严重不适应广大弱势群众的实际需求，同时在实际操作中随意较大，服务方式也发生了明显变化等问题导致法律援助难以进一步规范。
代俊峰建议，“需要从立法层面将涉及人们生产、生活、婚姻家庭及其他民生领域，环境污染、公共安全或卫生事件等纳入法律援助受案范围，真正在法律上‘扶贫’，不让没有钱的困难群众打不来官司，不让弱势群体输在打官司的‘起跑线上’。”
陈增敬建议，随着我国国际地位的提升，社会制度优越性的日益凸显，构建我国特色的新型社会福利体系尤为重要。
目前，我国的社会养老保险覆盖9亿多人，基本医疗保险覆盖13.5亿人，织就了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保障网，在帮助居民应对各种风险、保障基本生活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陈增敬说，我国的社会福利体系仍处于“洼地”，特别是与西方高福利资本主义国家的水平、规模上相比，我国的社会福利体系都还存在差距。
陈增敬认为，通过构建社会福利体系，可以很好地实现基本生活资料对所有人民群众的有效保障，实现先富的帮助后富的基本要求；可以有效调节其他制度不足所带来的问题，实现收入调节和社会公平调节的功能；可以更长久地保障贫困人口的基本生活，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做到脱真贫、真脱贫；可以通过创建国家主导的，以教育、就业、养老和医疗为标的民生金融产品，通过金融产品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服务对象公众化、运营方式市场化，进一步提高福利体系的层次和水平。
近年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促进非公立医疗机构发展的鼓励政策，将其作为医疗服务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准入、执业、监管、医保、税收等方面给予扶持，增加了医疗服务供给，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医疗卫生服务的需求。
“随着国家整体改革的深入和新一轮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实施，一些新的矛盾和瓶颈问题逐步显现出来。”赵延庆表示：当前，社会力量办医建设用地问题，严重制约着非公立医疗机构的发展。他在调研中了解到，非公立医疗机构极少有自己产权独立、功能齐全、结构合理的医疗场所,大多系租用或旧房改造，且属于非医疗用地，很难找到与大型医疗设备相符合的房屋建筑，在行业要求以及环保、消防等方面都缺乏进入标准化行列的必要条件，限制了民营医院做大做强。
为此，赵延庆建议土地规划部门将民营医疗机构用地纳入规划管理,合理满足非公立医疗机构改扩建用地需求，“可以采用划拨、协议出让或租赁的方式，为非公立医疗机构提供建设用地。加紧制订完善相关配套措施，为地方开展差别化、多样化改革探索留出空间。”
（全国人大代表、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歙砚技艺代表性传承人）
近年来，非遗传承工作在遗产保护和遗产保存两个方面有明显进展。具体来说，国家采取了认定、记录、建档等措施予以保存，并对具有历史、文学、科学等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采取传承、传播等方式予以保护。此外，还大力扶持了民族地区、边远地区、贫困地区的非遗保护和保存工作，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将非遗保护、保存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中，并将保存、保护工作经费纳入本级人民政府财政预算。
加强文物保护利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被写进了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这让我们感到肩上的责任更重了。要更好地保护、传承、发展这些流传下来的优秀传统文化，就需要不断加大工作力度、拓宽工作广度，积极鼓励社会力量参与进来。
（全国政协委员、广州市政协主席）
十九大报告提出，促进生育政策和相关经济社会政策配套衔接。“当前，国家实施全面两孩政策，鼓励群众按政策生育，但3岁前托幼服务需求与服务供给的矛盾还很突出。”刘悦伦说。
“首先是管理主体不明确。”刘悦伦说，国家没有明确托幼工作主管部门，全国各地做法各异，教育、工商、民政都可登记，但均没有明确的管理权限和具体的管理办法，法定责任不清，导致登记、监管难执行、难落实，很多托幼机构处于无登记状态，且所占比例不小。
刘悦伦建议尽快确定3岁前托幼服务主管部门，出台相关法规或指导性意见，明确主管部门的管理权限和法律责任，理顺管理机制，规范管理和有效监督，确保“有人管事”、“把事管好”，有序引导和规范整个托幼服务行业发展。
刘悦伦同时建议，由业务主管部门牵头，制定国家关于推进托幼机构建设和托幼事业发展的全局性规划，把3岁前托幼服务纳入政府公共服务体系，明确托幼服务发展的总体要求、发展目标、工作重点、奖补项目、保障措施等，建立科学育儿的发展思路，制定扶持政策，建立政府指导、部门监督、市场运作、社区组织、家庭参与的工作机制，鼓励采取公建民营、民办公助、政府出钱等购买服务等方式，推进托幼服务业的发展。
邓健在调研中注意到，很多留守儿童监护人年龄比较大，缺乏沟通，加之孩子与父母接触少，这些农村留守儿童由于亲情缺位，在身心、学习、成长等各方面都面临着失管、失教和失衡问题，这已经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社会话题。对于一个仍需要大量农民工参与国家建设和经济发展的国家来说，留守儿童心理健康问题，“呼吁多少遍都不为过”。
邓健建议，首先是健全源头关爱机制。“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救助机制，对地区的留守儿童不仅要做到心中有数，更要建档跟踪，做到信息登记到位、救助服务及时，教育管理跟上。对于留守儿童心理问题提出的地区要特别给予关注并提出有效的应对政策。强化各级各部门对留守儿童的责任意识、服务意识和管理意识。将关爱农村留守儿童工作纳入各级政府为民办实事的范畴。”
不仅要关爱，还要“多方关爱”。邓健提出，要建立关爱联动机制。学校应发挥主阵地作用，建立留守儿童家长联系制度，留守儿童谈心制度和动态信息库管理制度等，关注、调整留守儿童的心理变化。“还要借助社会志愿服务的力量，让留守儿童志愿服务队的服务延伸到学校来，充分发挥各方力量，加大对留守儿童的心理关注和情绪疏导。”
“对于贫困地区的留守儿童应开展扶贫帮困，动员社会各界为留守儿童送温暖、献爱心、组织牵手结对，发动志愿者对留守儿童实行结对帮扶。进行心理抚慰，组织心理咨询专家开展心理讲座，做好心理疏导与人文关怀。”邓健也建议，要多实施关爱服务行动，同时加强家庭教育指导，举办留守儿童家长及监护人培训班，督促指导其履行监护义务。
（全国人大代表、吉林外国语大学校长）
全国人大代表、吉林外国语大学校长“民办高等教育的发展，自始至终都是需求驱动的。而今，我国高等教育即将进入普及化阶段。对民办高校而言，以提供入学机会为主要目标的外延式发展模式，已难以延续。近年来，已有为数不少民办高校面临招生困难。”秦和说，当下民办高校面临的首要问题是“供求”。
秦和认为，虽然我国民办高等教育在规模上已举足轻重，在内涵发展上也取得了显著进展，但在质量上仍有不少差距。而且随着生源的萎缩，个别举办多年的民办高校举步维艰。随着高等教育需求在总量上基本饱和，迫切需要为民办高等教育发展注入新的动力。
对此，秦和建议，以适当方式，密切跟踪每一所民办高校的招生录取情况，建立预警机制。对于生源确实面临重大挑战的民办高校，实行一校一策。在今后一个时期，高等教育以结构调整和内涵发展为主。“政府在支持民办高校内涵发展方面，进一步突出导向性、针对性、政策性和约束性，建立基于质量的支持机制。”
“对民办高校实行营利性和非营利性分类管理，已写入新修订的《民办教育促进法》。”秦和认为，从已有实践来看，分类管理是必要的、可行的，也是大势所趋。但从具体操作来看，这项工作却也复杂敏感。“核心是稳定两类民办高校的预期，引导其各安其位，在各自定位上办出特色、办出水平。”
“当前，高校大学生环保忧患意识强烈，但欠缺环保法律、环保认证等知识。”在张金英看来，建立一套完善的绿色教育课程体系是提升大学生绿色素养的前提。她建议加快制定实施高校大学生绿色素养发展纲要，面向各类大学生开设生态环保、可持续发展、绿色经济与管理、绿色产品设计与制造的选修课、必修课，加强环境环保法律法规知识、绿色产品和绿色企业认证等方面知识普及。同时，设计绿色素养宣传产品，塑造关注环境、低碳节约、健康阳光的校园文化氛围。
张金英委员在调研中发现，绿色技能欠缺成为制约绿色素养提升的短板。她建议，要鼓励高校在环境、生态、气候、绿色、可持续性等方面的研讨以及跨专业、跨区域的联合研究，及在环保、新能源、新材料等领域的产学研结合，注重低碳产品设计与应用转化。训练大学生解决身边“非绿”问题的实践能力，创新大学校园垃圾分类回收、闲置物品共享的技术模式和商业模式，探索绿色校园、绿色教育的实施思路与创意行动。
教育离不开师资。张金英认为，应培训教师在日常工作生活中的绿色素养行为和处理污染、高效使用资源、保护环境的实际技能，支持、倡导高校教师的绿色行为，鼓励高校教师发起绿色行动和课题研究，塑造高校的绿色影响力。
在西部地区特别是老少边山穷地区，由于底子薄、欠账多，目前学前教育仍是整个教育体系的短板，公办幼儿园发展滞后，适龄幼儿“入园难”“入园贵”依然是困扰老百姓的烦心事。黄晓娟建议加强顶层设计，加大教育投入，出台特殊政策，解决西部贫困地区公办幼儿园发展的突出问题。
“随着二孩政策放开和城镇化进程加快，全国各地将迎来新一轮的幼儿入园高峰，公办幼儿园入园难的问题将更加严峻。”黄晓娟建议国家对西部地区特别是老少边山穷地区公办幼儿园发展现状进行深入调研，尽快出台西部老少边山穷地区学前教育保基本、兜底线的系列政策。加大西部地区学前教育投入，尽快启动实施西部地区公办幼儿园攻坚工程，加大对广西等老少边山穷地区学前教育财政的支持力度，确保西部地区与全国同步实现公办幼儿园发展目标，让西部老少边山穷地区每一位适龄儿童都有机会接受公平而有质量的学前教育。
针对全国学前教育事业发展的新要求，结合公办幼儿园发展迅速和规模快速扩大的现实，黄晓娟还建议中央有关部门对现行编制政策进行适当调整，为公办幼儿园用人提供特殊政策支持，切实解决好新建公办幼儿园核编问题。
（全国政协委员、山东英才学院董事长）
根据国家统计局最新人口数据显示，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有2.4亿人，占总人口的17.3%。预计到2020年，全国60岁以上人口将增加到2.55亿人左右，占总人口比重提升到17.8%，独居和空巢老年人将增加到1.18亿人左右。杨文说，这些变化预示着我国对社会养老资源的需求与日俱增，与此相伴随的必然是对高层次老年服务与管理人才的大量需求。
调查发现，目前我国大多数养老机构服务与管理专业人员配备严重不足，且现有人员多仅具有一般生活照料服务知识和能力，具有老年服务与管理专业专科及以上学历、能够胜任涉老服务与管理岗位工作的高素质专业人才极度匮乏，严重制约了养老事业的健康和可持续发展。
由于受社会偏见、工作条件、福利待遇等多种因素的影响，目前各高校老年服务与管理专业普遍存在招生难和老年服务机构在岗人员流失严重的问题。因此，加强高层次老年服务与管理人才队伍建设迫在眉睫。迫切需要党和政府采取有力措施吸引考生学习和毕业后安心从事老年服务与管理专业工作。
杨文呼吁，为鼓励学生报考高校老年服务与管理专业，建议参照国家免费师范生和农村定向医学生免费培养的政策，对于报考老年服务与管理专业的学生在校学习期间免除学费，免缴住宿费，并补助生活费。免费生入学前与学校和生源所在地省级民政部门签订协议，承诺毕业后从事老年服务与管理工作六年以上。免费生毕业后未按协议从事老年服务与管理工作的，要按规定退还已享受的免费教育费用并缴纳违约金。
（全国人大代表、蓝光控股集团董事局主席）
杨铿表示，当前我国大气污染形势仍然不容乐观，个别地区污染仍然较重。他说，每当看到和想到成千上万的孩子们在中度污染甚至重度污染的空气条件下，还在操场上参加体育运动，就很心痛。尤其是一到冬季，医院中总是极其拥挤，充满黑压压的看病人群。一旦想到病人、老人和儿童这些弱势群体身处污染的空气中，心情就很沉重。感觉我国蓝天保卫战任重道远，更是急迫和重要。
杨铿指出，清洁的水源、安全的食品、药品以及好的空气是良好营商环境的最基础的保障。如何进一步加强大气污染防治，持续打赢这场蓝天保卫战，对我国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都有着重大意义。
为此，杨铿代表经过细致调研和深入思考后提出如下几点建议：
第一，进一步出台政策加强机动车尾气治理。机动车排放的污染物是近些年雾霾频发的主要“元凶”之一。基于此，需在几个层面加强政策支持。首先，坚决全面尽快推进符合国六标准燃油的使用，大力推动符合国六标准燃油的供应，逐渐停售低于该标准的燃油；其次，坚决全国全面尽快推进符合国六标准各型号发动机的强制使用，可通过税收优惠、政策扶持等多项倾斜举措，大幅调动自主品牌车企研发、应用符合国六标准发动机的积极性；再次，总结已试行国六排放标准城市的经验，在全国加速推进落地执行，如北京、广州、天津及成都等部分城市都拟于2019 年分别针对重型或轻型机动车实施国六排放标准，建议及时总结这些城市推广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和成功经验，加大力度将试点范围扩展到更多城市；另外，制定优惠政策鼓励消费者购买符合国六标准排放的新车，比如，可以通过税收减免，或者在汽车牌照等方面对国六标准汽车倾斜，提高消费者的积极性。
第二，进一步加强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的扶持力度。对机动车尾气排放治理的同时，加大力度鼓励使用新能源汽车。首先，推进公共车、出租车进入全面电动化；其次，通过加大新能源汽车的税收优惠，补贴充电桩建设，进一步鼓励消费者购买新能源汽车。
第三，建议持续加强城市轨道交通建设，加强城市轨道交通建设，以此更好地落实绿色出行，减少汽车的使用。这样，不仅能够有效治理空气污染，还能极大改善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提高城市运行效率，加速城市圈与城市集群的建设，还同时推动产业的转型升级以及更进一步的城市化进程，在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同时，为经济增长提供新动能。
（全国人大代表、苏宁控股集团董事长）
2018年，全国快递服务企业业务量累计完成507.1亿件，同比增长26.6%，成为我国快递发展史上又一座里程碑。但在快递行业由大变强的过程中，快递包装循环体系、环保包装材料成本、冷链包装耗材等问题成为快递行业的可持续发展痛点。
“配送到消费者手中的包裹，需要消耗编织袋、塑料袋、包装箱、胶带、快递运单等多种耗材，而快递垃圾回收体系不健全，导致这些包装材料只能满足一次性使用需求。”张近东表示，目前可循环包装成本约为不可降解材料的3倍以上，巨大的成本让很多企业望而却步，普遍推广则存在一定的现实难题。
然而我们不得不面对海量的包装废弃材料对环境造成的巨大负担。为此张近东在两会上提到，建议推进城市回收体系建立，建立政府主导、政策扶持、企业积极参与的绿色包装推进组织，有规划有秩序地建设绿色电商城市。从制度层面推进可循环包装国家标准建立，制定更符合物流行业的绿色包装规范，推进绿色包装回收体系建成。企业、社区、学校等都可以尝试建立包装回收试点，由点及面，逐步达到绿色城市的建成。除此以外，建立绿色包装奖惩机制，配套出台推进绿色发展结构性减税等政策、制定冷链包装耗材标准，鼓励企业探索使用新型可回收冷链包装。
（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惠州市政府副秘书长）
“我国城乡产生的生活垃圾数量巨大，许多地方在生活垃圾送到处理场之后一次性人工分拣，缺少前期的分类回收和运输措施，不仅造成了环境污染，同时也损害了焚烧炉等设备的使用寿命，造成难以估量的经济损失和生态破坏。”黄细花表示。
生活垃圾分类已有成熟的经验。黄细花介绍说，欧美等发达国家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就推行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分拣和处理，同时通过立法的形式进行规范，成绩显著。
我国台湾地区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实行“垃圾不落地”政策,居民必须在家里对垃圾进行粗分类，不分类则会被拒收或被处罚。如今,台湾的街边几乎没有垃圾桶,但台湾的街道却非常干净。“因此，对于垃圾处理问题，要用法律的强制力推行垃圾分类。”黄细花说。
（全国政协委员）
田惠光提出，目前的养老保障体系基本解决了大部分老人的养老需求，但还存在不足之处，失能、失智老人养老问题突出。“健康老人养老方式主要以居家养老为主，社区和机构养老方式为辅，而且相当一部分是在家照顾第三代。但老人总有失能的那一天，失能以后，在生活上不能自理了，需要别人照顾。”田惠光忧心忡忡地说，由于实行计划生育，大多数家庭只有一个孩子。孩子走上社会后，许多人不在父母身边工作，或在国外，或在国内异地。因而，难以照顾失能的父母。“许多失能老人的‘护理员’就是自己的老伴，而老伴也年老多病，也有失能那一天，到那时候时，怎么办？”
“如何照料失能老人，是未来养老的‘难点’，正在考验养老保障体系的建设。”田惠光认为，随着人口的持续增长和老龄化的不断加快，失能、失智老人数量还会进一步增加，因此，迫切需要完善多层次养老保障体系，以满足不同群体的养老保障需求。田惠光建议，建立和完善针对失能、失智老人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当参保人生活不能自理、需要长期护理时，其护理费用可以从护理保险中支付；在社区为失能、失智老人建立专门的养老机构，提供健康体检、家庭床位、护理康复等服务，同时建立评估中心，通过对老人能力评估将决定老人的服务需求和服务等级；从国家的政策，从管理的制度，从多方面的筹资来提高护理人员待遇，吸引较多的人从事护理工作。
刘艳表示，《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要大力发展养老特别是社区养老服务业。近几年我国在养老的投入有目共睹，但与日益增长的养老需求相比，仍然供给不足、质量不高、发展不平衡，补齐养老短板势在必行。
刘艳列举了一组数字，说明目前我国养老状况的严峻形势。截至2017年底，我国60岁以上老人达到1.4亿人，上海目前是我国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城市，65岁及以上老人占比达15.4% 老年化进程还在日益加剧。
刘艳表示，要完善养老服务供给，健全老年照护统一需求评估标准，合理配置服务资源，并推进养老顾问制度建设。同时，提升养老服务质量，构建养老基本服务过程的管理和质量监管平台，形成基本养老服务综合数据库，为大数据分析提供基准数据。此外，要推进养老服务创新发展，加快智慧养老建设，通过人工智能等与养老产业的结合，鼓励引导社会力量投入智慧养老产品研发、社会健康管理等，切实提升老人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