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我国的慈善捐赠规模持续扩大，但仍面临法律体系不完善、税收激励不足、组织专业能力薄弱、捐赠方式单一、监督机制碎片化及伦理失范等问题。对此，需完善慈善法律法规，优化税收激励减免政策,激发慈善捐赠的积极性。加强慈善组织专业化建设，建立准入标准与动态监管机制，引入第三方评估提升透明度。推动捐赠方式创新，利用互联网、区块链技术拓宽渠道并确保资金可追溯。构建政府、社会、媒体协同的多元化监督体系，强化信息披露与公众参与。数字化转型方面，应依托大数据精准匹配资源，开发智慧平台提升效率。同时需平衡伦理自律与制度约束，防范虚假募捐等道德风险，保障慈善事业公信力与可持续发展。

引言

慈善捐赠作为第三次分配的重要方式，在中国乃至全球社会发展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慈善事业在促进社会公平、扶贫脱贫等方面展现出巨大潜力。同时，在政策法规、税收激励、组织管理等方面仍有提升空间。研究当前慈善捐赠领域的问题及其解决办法，对于推动慈善事业的健康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与进步具有重要意义。慈善捐赠不仅有助于缓解物质层面的问题，通过提供基本生活物资、改善生活环境和基础设施，还促进了社会的和谐稳定。随着慈善捐赠领域的不断扩大，一些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逐渐显现，如信息不对称、信任缺失、资源分配不均等。这些问题不仅损害了慈善事业的公信力，也阻碍了其有效发挥社会作用。深入研究这些问题，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对于重建公众信任、优化资源配置、提升慈善效率具有重要意义。

回顾国内外关于慈善捐赠的研究现状，国内研究主要聚焦于慈善捐赠人的权利、慈善法治建设以及慈善捐赠的动机与影响等方面。此外，随着慈善保险等新兴捐赠方式的兴起，相关研究也逐步展开，探索保险与慈善的结合路径。在国际上，慈善捐赠的研究更为广泛，特别是在慈善事业发达的国家和地区，慈善捐赠的法律制度、激励机制以及社会影响等方面均有丰富的研究成果。例如“慈善机构拥有的人寿保险”（CHOLI）模式为慈善捐赠提供了新的思路。同时，当前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关于慈善捐赠的实证研究相对较少，特别是在样本数据的多样性和代表性方面有待加强。其次，对于慈善捐赠的动机、效果及其长期影响等方面的研究探索还需进一步深入。因此，本研究通过融合全球化理论与本土实践，结合国内外研究成果，针对当前研究的不足，进一步探讨慈善捐赠的动机、效果及其影响因素，为我国的公益慈善事业健康良好发展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

一、慈善捐赠的发展与挑战

近年来，我国慈善捐赠的总体规模持续扩大，展现出强劲的增长态势。数据显示，自2012年末以来，我国的慈善事业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与发展。全国年度慈善捐赠总额逐年攀升，社会各界对慈善事业的参与度和捐赠意愿在不断提升。特别是近年来，自然灾害、公共卫生等突发事件频发，更加激发了社会各界的慈善热情，捐赠金额也随之大幅增加。在慈善捐赠的组成上，企业捐赠和个人捐赠是两大主要来源。企业作为社会责任的重要承担者，企业捐赠成为慈善资金的重要来源，在慈善捐赠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企业不仅捐赠资金，还通过提供产品、技术和服务等方式支持公益项目。同时，越来越多的个人也加入到慈善行列中来，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为社会奉献爱心和力量。在公益慈善领域中，捐赠主体、捐赠领域及捐赠方式均呈现多样化的特点。在捐赠主体方面，个人、企业、社会组织及政府均积极参与其中。个人捐赠者往往出于爱心和社会责任感，通过小额捐赠或志愿服务等形式贡献力量。社会组织作为慈善事业的重要载体，通过发起和组织各类公益活动，引导社会资源向特殊群体倾斜。政府则通过制定政策、提供资金支持和监管等方式，推动公益慈善事业的良好健康发展。

《中国慈善捐赠2024》蓝皮书于2025年4月2日对外公布。数据显示，我国公益慈善机构在2023年度共接收社会捐赠价值达1510亿元人民币。从资金流向看，医疗健康、教育事业、民生服务构成三大核心领域，科研领域的善款增幅尤为显著。具体分析捐赠来源，企业以1156亿元的捐赠规模成为主力军，占据总捐赠额的76.58%；来自个人的捐赠贡献了339亿元，占总量的22.42%。值得注意的是，数字平台持续推动公益普惠化，超过六成半公众通过社交平台获取捐赠信息，近六成选择专业网络募捐平台完成善举。在企业捐赠阵营中，民营企业展现强劲担当。在上市公司捐赠额中，制造业与信息技术行业领跑榜单，合计占比超56%。从领域分布观察，医疗健康以555亿元（占比36.73%）成为最受关注方向，教育领域以375亿元（占比24.86%）紧随其后，民生服务领域为248亿元（占比16.45%）。值得关注的是，科研领域实现跨越式发展，以146亿元投入（占比9.65%）创历史新高，应急救援领域则以61亿元（占比4.06%）位居第五。这份年度报告揭示了中国慈善事业的多维发展图景，既有企业社会责任的深度践行，也有全民公益的蓬勃生机，更呈现出科技向善的时代特征，为社会发展注入持续正能量。然而，与国际慈善捐赠规模和结构相比，中国仍处于探索阶段。此外，国际慈善组织普遍采用专业化管理模式和数字化工具（如区块链技术）提升透明度，而中国慈善组织在技术应用和信息公开方面仍有一定提升空间。中国慈善事业需在规模扩张的同时，注重借鉴国际经验优化结构与效率，进一步促进我国慈善事业健康发展。

基于制度理论与社会资本理论双重视角，剖析慈善捐赠的制度性障碍与社会信任困境。制度理论强调正式制度（法律政策）与非正式制度（捐赠文化）的协同不足，导致慈善资源配置效率低下。通过“制度缺陷—行为偏差—绩效衰减”分析框架，揭示政策法规滞后、税收激励不足等问题如何抑制捐赠主体的积极性。社会资本理论则从信任网络与道德共识维度切入，指出捐赠规模小、意识薄弱等现象源于社会资本积累不足。

（一）慈善法相关配套法律法规体系需进一步完善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慈善事业在促进社会和谐、增进民生福祉方面的作用日益凸显。2023年1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的决定，并于2024年9月正式施行。此次修改不仅回应了慈善领域的新情况、新问题，也为进一步完善我国慈善法律法规体系提供了契机。修改后的慈善法明确规定了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在慈善事业中的统筹、协调、督促和指导职责，这有助于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形成合力，共同推动慈善事业的规范发展。同时，修改后的慈善法还强化了对慈善组织募捐成本的规范，要求慈善组织在开展活动时遵循必要原则，倡导厉行节约，减少非必要开支，确保慈善财产的高效使用。在慈善组织的监管方面，修改后的慈善法加大了对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对慈善组织私分、挪用、截留或侵占慈善财产等行为，除对组织进行处罚外，还增加了对相关责任人员的处罚措施。这一改变有助于提升慈善行业的自律水平，增强公众对慈善事业的信任度。此外修改后的慈善法还进一步建立健全了个人求助网络服务平台监管制度，明确了求助人和信息发布人对信息真实性的责任，及从事个人求助网络服务的平台需经国务院民政部门指定的要求。这一举措有助于打击虚假求助行为，保护捐赠人的合法权益。为了进一步完善我国慈善法律法规体系，还应结合修改后的慈善法，制定和修订相关配套法规和政策。例如，应出台更具体的慈善组织认定、公开募捐管理、慈善信托监管等办法，以细化操作流程，提高法规的可执行性。同时，还需加强慈善法律法规的宣传和普及工作，提高全社会的慈善意识和法律意识。

（二）捐赠规模小，捐赠意识较为薄弱

首先从捐赠规模来看，我国慈善捐赠的总量远未达到理想水平，占GDP的比例较为有限。以某县为例，某县慈善总会成立于2002年，近五年多来所掌握的资金仅有1328.7万元，仅占该县2005年度GDP的0.1%，规模明显偏小。这一数据是我国各地慈善捐赠规模的一个缩影，直接反映了捐赠规模的薄弱。其次，公众捐赠的参与度较低，企业的慈善捐赠比例也不高。据某地会刊报道，全国范围内正式注册的企业数量超过1000万家，但有过慈善捐赠记录的企业不足10万家，覆盖面不到1%。这显示出大部分企业和个人在慈善捐赠方面的参与度较低，企业家的社会捐赠意识亟待加强。捐赠文化的培育不足也是导致这一现状的重要原因。传统观念中，慈善更多地被视为高收入群体的行为，普通民众参与慈善的意识不够充分。我国传统慈善文化的封闭性和内敛性也影响了现代慈善理念的普及，大部分人仍然习惯于向熟人或邻里进行小额捐赠，而非通过正规的慈善组织进行更大范围的捐赠。

（三）税收激励作用不足

税收优惠政策不够灵活。激励效果不明显，是当前我国税收政策面临的问题。国内税收激励政策在实施过程中，存在政策设定不完善、执行滞后、理解深度不一等问题，导致激励效果受限。此外政策还缺乏足够的灵活性，难以满足不同行业和企业的具体需求。这些因素共同导致了税收激励作用不明显，未能充分激发企业的创新活力和市场竞争力。在此背景下，可参考国外税收激励政策，增强灵活性和创新性。以部分发达国家为例，其研发税收抵免（R&DTaxCredit）政策不仅覆盖了广泛的研发活动，还提供了多种抵免方式，如传统研发税收抵免和简化抵免（ASC），以满足不同企业的需求。这种灵活性使得税收激励政策能够更有效地促进企业增加研发投入，提高创新能力。研究显示，利用倾向评分匹配法修正偏差后，实验证明税收抵免显著促进了中小企业研发支出的增加。具体来说，接受税收抵免的企业在研发支出上平均增加了约20%，这一数据证明了税收激励政策在促进企业创新方面的有效性。有的国家采取研发费用税前扣除、投资抵免、加速折旧等多种方式，为企业提供了多种选择，从而提高了政策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四）组织建设有待加强

慈善组织在社会发展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然而当前慈善组织在数量增长的同时，也面临着质量参差不齐、专业能力不足以及组织管理不规范、透明度低等问题。此类问题制约了慈善事业的健康发展。据统计，我国经认定的慈善组织数量虽有一定规模，但总体偏少且结构不合理。截至2024年底，全国的慈善组织数量只占社会组织总量的1.5%。其中，基金会以超过60%的比例占据主导地位，社会团体约占28%，而社会服务机构的占比则不足10%。这种结构失衡导致慈善资源分配严重不均，大量社会服务机构因资金和资源匮乏难以有效运作，而少数大型基金会因管理能力不足或资源过度集中，反而可能引发效率低下、公信力受损等问题。此外，慈善组织的专业能力不足是一个普遍现象，许多民间慈善组织由志愿者组成，缺乏法律、财务、社会工作等领域的专业人才。这种人才短缺导致组织在项目策划、执行及财务管理等方面存在短板，可能会造成慈善组织因财务管理不善等，损害公众对慈善事业的信任。部分慈善组织在内部管理上存在不规范现象，如组织架构不清晰、财务管理制度不健全、人事管理混乱等，不仅影响了慈善组织的运作效率，也降低了组织的公信力。此外，透明度低是慈善组织面临的另一大挑战。一些组织在募捐、款物分配等环节缺乏公开透明的信息披露机制，导致公众难以了解善款的去向和使用情况。

（五）捐赠方式单一

传统捐赠方式在慈善领域长期占据主导地位，但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技术的发展，新兴捐赠方式如互联网捐赠正逐渐崭露头角，但其发展仍显不足。这一现状导致捐赠渠道相对有限，进而影响了公众的广泛参与。传统捐赠方式主要包括现金捐赠、物资捐赠和设立专项基金等，这些方式在过去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存在明显局限性。例如，传统捐赠通常依赖于企业和个人的大额捐赠，小额的个人捐赠数量相对较少，且捐赠过程往往涉及繁琐的流程和较高的门槛。2023年的《中国慈善发展报告》显示，在传统捐赠模式中，企业和个人大额捐赠占据了相当大的比例，而小额个人捐赠的占比较低。互联网捐赠作为新兴捐赠方式的代表，具有便捷、高效、透明等优势，但在实际应用中仍面临诸多挑战。一方面，互联网捐赠平台的普及度和信任度有待提高；另一方面，公众对于新兴捐赠方式的认知度和接受度也相对较低。互联网捐赠还涉及个人信息保护、资金监管等复杂问题，需要进一步完善相关法规和技术手段。

以2022年前后的捐赠为例，虽然互联网捐赠在此期间得到了快速发展，但传统捐赠方式仍占据主导地位。如图1，中国慈善联合会发布的捐赠报告显示，在总计351.4亿元的捐赠中，民营企业捐赠数量最多，达210.9亿元，占比60%。其中，现金捐赠占到全部捐款金额的50%，而通过互联网渠道进行的捐赠占比相对较低。这表明尽管互联网捐赠在此期间有所增长，但与传统捐赠方式相比，其规模和影响力仍有待提升。

（六）监督体系不健全

当前，我国慈善监督体系在参与社会治理、优化第三次分配过程中面临多重制度性挑战。此次慈善法修正对慈善组织、互联网募捐平台的行为进行了规范，要让这些规定执行到位，关键是要对违法行为及时发现、及时查处，避免出现有法不依的现象，最终有损法律的权威。根据中国慈善联合会《2022年度中国慈善透明度报告》，全国仅有37.6%的慈善组织能够完整披露项目执行信息，反映出监督机制的结构性缺陷已实质性影响慈善公信力建设。现行监督体系呈现“蜂窝状”治理特征，民政、财政、审计等部门依据慈善法、公益事业捐赠法等法规形成行政监督网络，但存在一定的职能交叉与监管不足。以2021年某省慈善总会审计事件为例，财政部门的资金监管与民政部门的业务监管未能有效衔接，导致3.2亿元定向捐款使用异常问题迟滞8个月才被发现。监督机制存在“制度孤岛”现象，行政监管与行业自律尚未形成治理合力。中国慈善联合会发布的团体标准使用率不足15%，行业自律规范与政府监管标准存在明显断层。司法监督方面，2020—2022年慈善领域行政诉讼案件年均增长率达43%，但判决执行到位率仅58.7%。社会监督层面，网络捐赠平台的“爱心公示”功能使用率不足30%，公众监督的技术赋能尚未完全实现。如今，慈善领域存在着信息不对称问题，受助方信息采集失真与捐赠方信息获取受限。典型案例显示，某互联网募捐平台项目执行数据与慈善中国备案信息差异率达28.4%。区块链等技术的应用覆盖率仅12.3%，导致捐赠溯源机制存在漏洞。值得关注的是，第三方评估机构与慈善组织存在17.6%的利益关联，损害了信息披露的客观性。

二、慈善捐赠的伦理与可持续性

以义务论伦理学与社会正义理论为基石，解构慈善行为的伦理张力与社会效应。义务论视角强调慈善的“责任驱动”本质，批判利用慈善之名谋私利的道德异化行为，揭示伦理失范对公信力的侵蚀。社会正义理论则通过“资源分配—机会平等”分析框架，论证慈善捐赠在缩小贫富差距、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中的核心作用。研究整合“伦理—正义”模型，提出伦理自律需与制度他律结合：一方面通过道德教育强化主体责任感，另一方面以透明化监督保障资源公平分配，最终实现慈善对社会正义的正向赋能。

（一）慈善捐赠的伦理问题

慈善捐赠在传递爱心与温暖的同时，也面临着一些道德风险。例如，某全国性公益基金会下设的“阳光助学计划”，旨在为贫困地区儿童提供教育资助。2024年该项目负责人张某要求多名受助家庭通过支付“手续费”或提供“特殊回报”换取资助资格。此后，公众对基金会的捐赠额在3个月内骤降60%，社交媒体上出现大量抵制声音。再如，某知名企业曾承诺向该项目捐赠500万元，但事后以“财务调整”为由仅兑现30%，导致受助学生补助金延迟发放，进一步加剧公众质疑。该事件暴露志愿者准入无严格审核，项目资金流向缺乏透明公示，以及企业利用慈善名义进行虚假宣传等问题。此次事件损害了慈善事业的公信力，也反映出在慈善捐赠领域道德伦理问题亟需解决。

（二）慈善捐赠的可持续性

为了确保慈善事业的持续发展，构建慈善捐赠的长效机制至关重要。信息公开、运作透明是提升慈善组织公信力的基础和保证，而信息化建设又是推进慈善公开透明的方式和手段。捐赠行为与慈善信息、组织信任三者之间具有正相关关系。及时、准确、全面的慈善信息获取对于个人和企业的捐赠行为以及慈善组织的信任度具有积极影响。例如，某市慈善总会通过构建慈善募集的长效机制，实现了善款的稳定募集与高效使用。该慈善总会与某平台合作，推出网络平台，实现信息公开、在线募捐等功能，提高了慈善工作的透明度和效率。同时，政府和社会各界也应加强对慈善事业的监管与支持，提高慈善机构的公信力，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的慈善氛围。

三、促进慈善捐赠健康发展的对策建议

以政策网络理论与协同治理理论为支撑，构建“多元共治”对策体系。政策网络理论强调政府、企业、社会组织等主体在政策设计中的互动关系，提出立法完善（如慈善法配套法规）需嵌入多方利益协商机制。协同治理理论则通过“主体—规则—技术”三维框架，主张以数字技术（如区块链）强化跨部门监管协同，以社会参与拓宽监督渠道。总体上，形成制度激励、技术赋能、文化培育、监督协同的综合治理路径。

（一）加强慈善立法，完善法律体系

我国的公益慈善事业起步晚，但发展速度快。现行的慈善法律体系主要包括慈善法、红十字会法、公益事业捐赠法等法律法规。然而这些法律在慈善行为的界定、保护及监管方面仍存在不足。

首先，明确慈善行为的范围和标准，确保慈善活动的合法性和规范性。进一步加强保护措施，完善慈善捐赠税收优惠政策，持续鼓励更多的企业和个人积极参与慈善事业。建立慈善组织信用记录制度，保护捐赠人和受益人的合法权益。在国家层面，有必要以慈善法修订为契机，健全我国慈善事业发展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设立跨部门和权威专家参与的国家慈善工作委员会，综合指导、协调全国慈善事业发展，建立健全慈善组织监管体系，制定慈善监督协调实施办法等，建立跨部门监管数据共享平台。同时，加强对慈善活动的监督和管理。其次，引入第三方评估机构，对慈善组织进行定期评估和审计，如建立账目明细和被捐赠人的反馈制度，以防止善款被截留，或挪为他用甚至流失，从而增加慈善捐赠的社会效应。最后，构建适应我国国情的慈善法律体系，结合实际情况不断地制定和完善慈善相关法律法规，确保慈善事业在法治轨道上健康发展。

（二）优化税收政策，提升捐赠积极性

一是提高税收减免力度。我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企业发生的公益性捐赠支出，在年度利润总额12%以内的部分，准予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相应扣除。相比之下，有的国家企业捐赠额在不超过应纳税所得额的一定比例（如10%）内可全额税前扣除，超额部分可结转多年。建议适当提高国内企业捐赠的税前扣除比例，如提升至15%或更高，并允许超额捐赠部分在未来更长时间内结转扣除（如5年），以鼓励企业增加捐赠额。虽然提高税前扣除比例和延长结转扣除年限都会减轻企业的税收负担，但过高的扣除比例和过长的结转年限也可能导致国家税收收入的减少。因此，需要在鼓励捐赠和保障税收收入之间找到平衡点。

二是简化减免申请流程。《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规定：“慈善组织、捐赠人、受益人依法享受税收优惠的，有关部门应当及时办理相关手续。”目前，企业或个人申请税收减免往往需提交多项材料，经过多个部门审核，流程较为繁琐。建议推行电子化申报和审批流程，减少纸质材料提交；优化部门之间信息共享机制，避免重复审核；为符合条件的捐赠提供快速通道，缩短审批时间。应在捐赠票据开具便捷化、电子化，以及资格和优惠便利的程序简化、网络化上下大功夫。

三是针对不同捐赠主体制定差异化优惠政策。个人捐赠额若未超过应纳税所得额30%的部分即可享受税前扣除。可考虑进一步提高扣除比例，如提升至40%或更高，以激励个人捐赠。企业捐赠除了提高税前扣除比例外，还可针对特定领域（如教育、扶贫、环保等）的捐赠给予额外税收优惠，如全额扣除或加倍扣除。同时延长企业慈善捐赠的税前扣除结转期限，根据国际上的有益做法，可以将税前扣除结转期限按照比例延长至五年甚至更长，这会促使捐赠人一次性赠出而不必考虑扣除结转期限问题，同时也有利于慈善组织在短时间内获取急需资源进而进行慈善帮助。

（三）加强慈善组织建设，增强其专业性和效率

在慈善法基础上，建议细化准入标准，如要求慈善组织在申请时提交详尽的项目规划、财务管理制度和风险评估报告，确保其在设立之初就具备较高的专业素养和运营能力。其中，加强日常监管是保障慈善组织规范运作的关键，应构建多部门协同的监管体系，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提高监管效率，确保慈善活动的透明度和公信力。同时，建立健全的投诉举报机制，鼓励公众参与监督，形成全社会共治的良好氛围。有了专业化的管理人员和运营团队，慈善项目的实施和运营水平才能持续提升。因此，推动慈善组织专业化、职业化发展是提升服务质量和效率的必由之路，慈善组织不仅要在人员配置上引进专业人才，还要在项目管理、资金运作等方面采用专业方法和技术。

（四）丰富捐赠方式，拓宽参与渠道

首先，互联网捐赠和公益众筹等新兴捐赠方式的出现，极大地拓宽了公众参与慈善捐赠的渠道。这些新兴方式以其便捷性、高效性和透明度，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捐赠者。未来，可通过政策引导和技术支持，降低捐赠门槛，提高捐赠体验，从而吸引更多公众参与慈善事业。其次，拓展捐赠领域和创新捐赠模式也是丰富捐赠方式的重要途径。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公众需求的多样化，慈善捐赠的领域也在不断拓展。从传统的教育助学到环保公益、医疗救助等多个领域，都需要慈善捐赠的支持。例如，社会力量所建的部分养老机构，是社会组织出于公益目的而建设运营的，秉承“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和“心系民生，回报社会”的公益理念。要推动老年公寓这类社会力量兴办的公益养老机构可持续发展，亟需构建多元化捐赠体系以降低公众参与门槛，可通过设立“时间银行+物资捐赠+专业服务”三位一体的捐赠模式实现资源整合。例如建立适老化家具捐赠通道，开通医疗志愿服务积分兑换系统，开发“智慧养老技术众筹平台”，使企业、个人既能通过传统资金捐赠，也可凭借专业技能、闲置物资等多维度参与公益养老。这种创新机制突破了单一募捐渠道限制，尤其可吸引年轻群体通过技术支援、志愿服务等新型公益形态投身老龄事业，最终形成“全民可参与、资源可循环”的养老公益生态圈。创新捐赠模式也是提升捐赠效果的关键，如通过设立专项基金、开展公益挑战赛等方式，不仅可以吸引更多捐赠者参与，还能提高捐赠资金的使用效率和透明度。最后，丰富捐赠方式以拓宽参与渠道是推动慈善事业发展的重要举措。应积极利用互联网等新兴技术，为不同群体定制募捐策略，将有效提升公众的捐赠参与度及其行为效率。如对于青年群体，可通过优化网络捐赠平台的用户体验，结合社交媒体的互动机制激发其参与意愿，鼓励和支持新兴捐赠方式的发展。

（五）建立多元化监督体系，确保资金使用的公正与透明

明确监督主体是构建有效监督体系的基础。确立民政部门统筹职责，建立慈善资金全流程追溯系统，推行“穿透式”监管。通过构建政府、社会、媒体等多方参与的监督格局，可以形成相互制约、相互补充的监督力量，有效遏制资金滥用和腐败现象。政府应发挥主导作用，制定完善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措施；社会组织和公众则可通过参与评估、监督项目实施等方式，发挥第三方监督作用；媒体则利用其信息传播优势，揭露违规行为，引导社会舆论。同时，进一步强化信息披露制度是提升慈善项目透明度的关键。建立健全的信息披露制度，要求慈善组织定期公开财务报告、项目进展、资金使用情况等信息，以显著提高慈善项目的透明度，增强公众信任。这不仅有助于监督资金使用的合法性、合规性，还能促进慈善组织自我约束和自我完善。另外，建立投诉举报机制是保障公众监督权利的必要措施，通过设立专门的投诉举报渠道，建立快速响应和处理机制，可以确保公众在发现违规行为时能够及时举报，并得到有效处理。同时，设立慈善监督专项基金，建立举报人保护制度，完善舆论监督响应机制。

（六）促进慈善捐赠数字化转型

随着数字技术的飞速发展，慈善捐赠领域也迎来了显著的数字化转型与应用。这一转型不仅改变了慈善的传统模式，还极大地提升了慈善活动的效率和透明度。数字慈善平台的发展为慈善捐赠带来了全新的方式。在公益慈善领域，数字化应用为慈善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工具和方案，对公益慈善组织的管理及社会公众的慈善理念、参与方式和捐赠途径造成了巨大影响。截至2024年6月，全国共登记认定慈善组织超过1.5万个，其中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慈善组织3200多个。民政部指定的互联网公开募捐服务平台29家，累计发布公开募捐信息17万多条，带动超过600亿人次的网民参与，累计募集善款500多亿元。在线筹款平台使得捐赠者可以随时随地通过手机或电脑进行捐款，极大地提高了筹款的便捷性和覆盖面。中国社会保障学会发布的《中国公益慈善数字化发展研究报告》显示，从2017年到2021年，中国每年通过互联网募捐信息平台筹集到的善款已经从25.9亿元上升到了100亿元，占社会总捐赠额的比重不断上升。近三年来，每年都有超过100亿人次点击、关注和参与互联网慈善。

此外，区块链技术的应用更是为慈善捐赠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推行慈善项目区块链存证，建立捐赠信息“双通道”查询系统（政府端+公众端）。通过区块链技术，每一笔捐赠的流向都可以被精准追踪和记录，确保了捐赠的透明度和可信度。例如，有的互联网公益平台利用区块链技术，让捐赠者可以清晰地看到自己捐赠款物的去向、用途与救助效果，从而增强了捐赠者的信任感。社交媒体在公益慈善传播中发挥着愈加重要的作用。社交媒体平台通过短视频、直播等互动手段，将慈善信息传播得更加广泛和深入。这些平台不仅吸引了大量年轻用户的关注，还通过精准推送和兴趣匹配，将慈善项目推送给可能感兴趣的捐赠者，从而提升慈善项目的知名度和参与度。例如，有的互联网公益平台开展公益日活动，通过社交媒体的广泛传播，吸引了超过1.2亿公众的参与，筹款总额超过38亿元。大数据技术的应用则让慈善资源的精准匹配成为可能。通过分析捐赠者的偏好和需求者的特征，大数据可以帮助慈善组织更加精准地匹配捐赠资源和服务对象。某市慈善总会利用大数据技术构建了“智慧”扶贫系统，通过实时获取和分析多个部门的救助帮扶动态数据，实现了慈善帮扶对象的个性化匹配和精细化识别，从而大大提高了慈善资源的利用效率。数字化转型与应用正在深刻改变着慈善捐赠的面貌。未来，随着数字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应用，我们有理由相信慈善捐赠将会变得更加高效、透明和可持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