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America’s Mega-Donors Stuck to Their Giving Strategies in 2024/2024年，美国巨额捐赠人坚持其捐赠策略》发布在慈善纪事报/The Chronicle of Philanthropy上。这篇文章探讨了2024年美国大额慈善捐赠人的捐赠策略，强调了他们如何坚持既定的捐赠方向，而未受外界趋势影响。文章介绍了迈克尔·布隆伯格、麦肯锡·斯科特、梅琳达·弗伦奇·盖茨等知名捐赠人的捐赠动向，并探讨了慈善界围绕政治、社会议题的争议。此外，文章分析了大额捐赠的现状及挑战，指出尽管超高净值人士财富增长迅速，但他们的捐赠比例依然较低，同时，一些捐赠人正采取更具战略性的方法，以确保慈善资金的有效运用。

回馈社会一直是迈克尔·布隆伯格生活的一部分，自他记事起便如此。这位前纽约市市长兼财经新闻公司创始人表示，他的父母教导他，每个人都有责任让世界变得更美好。他对此铭记于心，无论是在童年时期担任雄鹰童子军（美国童子军中的最高荣誉），还是早年在所罗门兄弟金融服务公司工作时，他说慈善事业是公司文化的一部分。 

作为一位知名的慈善家，布隆伯格数十年来深刻体会到，亲眼见证自己带来的改变，会让他感到真正的快乐。

布隆伯格在给《慈善纪事报》的一封电子邮件中写道：“我从来都不能理解那些等到去世才捐出财富的人。为什么要剥夺自己的这种满足感？我非常幸运，所以我下定决心尽自己所能为他人创造机会，并为我的子孙后代留下一个更美好的世界。” 

布隆伯格连续两年荣登《慈善纪事报》年度慈善50强捐赠人榜首。今年，他共捐赠了37亿美元，支持艺术、教育、环境和公共卫生领域的组织，并资助旨在改善城市治理的项目。他通过直接向慈善机构捐赠以及通过其“布隆伯格慈善基金会”进行捐助。去年，该基金会向他的母校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提供了10亿美元的资助，用于免除医学院学费，并为护理和公共卫生专业的学生提供经济援助。

布隆伯格写道：“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当初给了我一个机会，它为我打开了一扇门，让我有了今天的成就。我希望能让更多年轻人获得霍普金斯曾给过我的机会。” 

布隆伯格是2024年六位捐赠超过10亿美元的捐赠人之一。其他五位分别是里德·哈斯廷斯和帕蒂·奎林（第二名）、迈克尔和苏珊·戴尔（第三名）、沃伦·巴菲特（第四名）、普莉希拉·陈和马克·扎克伯格（第五名）、以及露丝·戈特斯曼（第六名）。这些捐赠大多数流向了支持教育、经济流动性、社会正义和科学研究等事业的基金会和捐赠人建议基金。戈特斯曼与布隆伯格一样，他们的捐赠都用于免除医学院学费，戈特斯曼向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医学院捐赠了10亿美元。

辩论还是噪音？

今年，公众对慈善领域展开了一些重大的讨论。麦肯锡·斯科特继续向非营利组织捐赠数百万美元，使她自2019年以来的总捐赠额达到192亿美元。斯科特没有出现在“慈善50强”的名单上，是因为她通过捐赠人建议基金进行捐赠。虽然她可能向一个或多个此类基金捐赠了足够的款项，能使她进入慈善50强的名单，但她和她的代表拒绝向《慈善纪事报》提供相关信息。 

梅琳达·弗伦奇·盖茨（第七名）去年离开了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在她的许多次媒体亮相中，她强力主张慈善事业的重要性，并强调自己专注于女性和女孩赋权的工作。与此同时，其他捐赠人——其中最著名的是对冲基金亿万富翁比尔·阿克曼，则对他们支持的机构提出反对：批评大学对10月7日以色列袭击事件，以及校园内反对加沙战争的抗议活动的反应；批评多样性、公平性和包容性（DEI）项目；要求进行改革，并承诺停止支持。

布莱恩·弗拉哈文表示：尽管比尔·阿克曼和其他人发出了强烈的反对声音，但在过去一年里，要求捐赠人放弃某些大学的呼声似乎并未显著影响这些大学的筹款情况。弗拉哈文是美国教育促进与支持委员会/Council for Advancement and Support of Education（该委员会帮助大学和学院处理校友关系、沟通和筹款事务）的战略合作副总裁。

弗拉哈文说：“除了这些备受关注的个案之外，我们还没听说这种现象已经普遍存在。不论捐赠人自身的政治立场如何，当他们向机构捐赠时，通常都有某种使命驱动的原因，无论是支持医学研究，还是因为他们曾在这里有过美好经历，或者是他们希望通过经济援助来给予回馈。”

捐赠人咨询公司Forward Global的CEO蕾妮·卡普兰表示：但有些捐赠人不愿卷入引人注目的两极分化问题。因此，她说，一些捐赠人通过匿名捐赠的方式置身事外。另一些则通过捐赠人合作组织联合起来，既是为了增强他们的力量和资源，也为了保护个人捐赠人免受抨击。 

卡普兰说：“捐赠人开始说，‘我会更多地匿名捐赠。我不打算把我的名字放在这些事情上。我会暂时放慢我们基金会的步伐，因为我担心自己会成为攻击目标。’我认为，捐赠人确实存在这些担忧、犹豫和恐惧，这些情绪正在影响他们。” 

慈善咨询公司Phīla Engaged Giving的CEO斯蒂芬妮·埃利斯-史密斯表示，其他捐赠人则在回击这种批评。她说，一些犹豫不决的捐赠人开始资助旨在解决种族不平等的项目，而另一些则表示出了兴趣并开始了解更多相关信息。 

今年，布隆伯格通过布隆伯格慈善基金会捐赠了6亿美元，用于支持美国传统黑人大学（HBCU）。这是对那些经常被慈善机构忽视、捐赠资金较少的学校项目的重要支持。 

布隆伯格在发给《慈善纪事报》的一封电子邮件中写道：“数据显示，黑人患者在黑人医生的诊治下能获得更好的健康结果，而美国大约一半的黑人医生都毕业于四所传统黑人大学医学院。我们的支持有助于减少这些学校的学生债务，从而帮助更多的学生顺利毕业并成为医生。”

一些慈善家认为，关于捐赠的政治化公开辩论是无益的噪音，可能会妨碍有效工作的开展。退休的投资银行家K·莉莎·杨（第34名）今年捐赠了7450万美元，其中大部分捐赠给了她担任董事会成员的麻省理工学院和康奈尔大学。杨长期以来一直支持哈佛和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合作，她表示，这两所大学有不同的优势，可以互为补充。2024年，她向Yang Tan Collective捐赠了1000万美元，该项目将科学家和工程师聚集在一起，共同致力于研究人类健康与福祉，这是她支持了八年的项目。她还捐赠了2800万美元，用于启动K·莉莎·杨全球工程研究中心。 

这些项目中的研究人员跨学科合作，开展颠覆性的高风险、高回报研究。在一个案例中，这种合作促成了首个治疗自闭症谱系障碍的CRISPR基因疗法。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于2024年批准了临床试验，最初的试验参与者将于2025年初接受治疗。她对康奈尔大学的捐赠，使研究人员能够研究野生动物的健康状况，以及人与野生动物之间的互动，这些互动可能会导致像H1N1病毒这样的疾病传播。 

环境危机和神经系统疾病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需要及时有效的解决方案，因此杨没有时间去理会针对这些大学的批评。她还支持工作场所的多样性，向一家非营利组织捐款，以鼓励雇主雇用神经多样性人士。 

杨表示，她需要找到那些拥有最佳人才的机构，以促进合作，并建立能够长期协作的研究人员社区。在神经科学领域，她认为，这些机构就是哈佛和麻省理工学院。这两所大学正是去年捐赠人叛乱事件的核心。 

她说：“患有这些疾病的人没那么多的时间。当你患有罕见疾病，而他们却在搞政治，这对受苦于这些疾病的人来说，是完全无关紧要的。他们仍然在受苦。我不想卷入其中，因为那样的话，我就无法真正专注于对患者来说最重要的事情。”

关注本地

慈善咨询公司Building Impact Partners的创始合伙人亚历克斯·约翰斯顿说，许多经常出现在慈善50强榜单上的超高净值捐赠人，都在遵循他们十几年前制定的捐赠策略。他说，这些捐赠人并不特别受到这种或那种风向的左右。

约翰斯顿说：“许多捐赠人将他们的慈善事业集中在他们已经关注的领域、已经有联系的地方，以及那些对他们有意义的捐赠对象。当他们做出捐赠时，这些领域会有某种个人相关性，从而带给他们满足感。” 

约翰斯顿表示，这通常涉及地方性捐赠。与其他类型的捐赠不同，捐赠人可以为他们熟悉的社区和事业做出贡献，并看到成效，有时还能在日常生活中看到其影响。 

这对于南希和理查德·金德（第37名）来说就是如此，他们在2024年向他们的基金会捐赠了6002万美元。2011年，这对夫妇加入了“捐赠誓言”，该誓言鼓励富人承诺在其一生中或在遗嘱中，将至少一半的财富捐赠给慈善事业。金德夫妇采取了一种不同的方式，他们没有一次性向基金会捐出一大笔钱，然后每年拿出捐赠基金的5%。他们在基金会中保留了足够的资金，以确保该基金会能够承担所有的义务。到了2024年，该基金会的资产达到了3.009亿美元。然后，夫妇俩再投入额外的资金。在过去几年中，他们每年大约捐出5000万至6000万美元给基金会。而基金会每年捐赠的金额也大致在这个范围。 

基金会的资助总额可达数千万美元，主要集中在金德夫妇的家乡——休斯顿。金德夫妇资助教育和旨在改善休斯敦居民生活质量的项目，他们在城市绿地的开发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今年，金德基金会向纪念公园保护协会捐赠了1000万美元，用于支持纪念林项目。该项目向公众普及有关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那里训练的70000名士兵的历史。  

自1990年代开始捐赠以来，这对夫妇已累计捐赠超过6.21亿美元，并计划将约95%的财富捐赠出去。 

理查德·金德说：“我们非常相信慈善，并且亲力亲为。我们认为，如果我们把力量集中在休斯顿，就能真正有所作为。我们选择了城市绿地、教育和生活质量这三方面，因为我们认为这三个领域是大多数慈善机构所没有关注的。” 

金德夫妇也是参与型捐赠人。他们经常参观自己资助的公园，如果喷泉坏了或灯坏了，他们会迅速打电话告诉基金会负责人。 

南希·金德说：“我们真的很喜欢纪念公园。它有一条3英里的步道，你可以听到和看到各种语言。我们只是喜欢看到人们和狗狗们开心地玩耍。” 

这对夫妇有一套完善的程序来决定资助哪些项目。一开始，他们的基金会董事会中有几位社区成员。未来在这对夫妇去世后，这一平衡将发生变化。董事会成员将从三名非家庭成员，变为五名家庭成员和五名社区成员的平衡。基金会工作人员与社区团体密切合作，帮助确定需求和兴趣。他们不会投资公园项目，除非有一个实体机构（如保护协会）能够获得资金来维护该项目，这也是他们经常为之捐款的内容。 

理查德·金德说：“我们正努力建立一个基金会，这家基金会既能反映家族的未来几代人，又能兼顾那些非常了解休斯顿需求和慈善事业的人士。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平衡。”

尽管麦肯锡·斯科特的捐赠在近年来引起了广泛的媒体关注，但慈善顾问约翰斯顿表示，并不清楚是否有其他捐赠人也注意到了这一点。这再次提醒我们，最高层次的慈善事业，并不一定受媒体报道或捐赠人讨论的趋势所驱动。慈善家们确实会相互学习，但一旦他们选择了自己的道路，通常会坚持下去。 

约翰斯顿说：“麦肯锡·斯科特的捐赠是一个如此戏剧性的例子，受到了如此多的关注，但我们又听说过多少其他捐赠人在大规模上做着同样的事情？这进一步强调了这种做法的个人性质。它让人获得成就感，并且对世界产生积极影响。但这并不一定是其他人会得出的答案。” 

当然，这并不一定是坏事。理查德·金德表示，方法的多样性是慈善事业的核心优势。他说：“你给了非常聪明的人充分的自由，让他们做创造性的事情。有人只对艾滋病或图书馆或其他什么感兴趣，这没问题。我认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 

即使其中一些捐赠人采取的方法有些相似，他们可能也有完全不同的理由。 

托马斯·戈里萨诺（排名第8）去年捐赠了5亿美元。其中，近4亿美元捐赠给了位于纽约和佛罗里达的123个非营利组织，这些捐赠没有任何附加条件。约90笔捐赠的金额在100万到500万美元之间，这些捐赠通常是给那些很少获得此类捐赠的小型团体。其中许多捐赠是给那些为有发育、智力和身体障碍的人群服务的组织。这个问题对戈里萨诺意义重大，因为他的儿子有发育障碍。  

虽然这种大额非限定捐赠似乎像是麦肯锡·斯科特的惯用手法，但戈利萨诺表示，斯科特的策略并没有影响他的做法。他说，实际上，大额非限定捐赠最有利于他想要支持的非营利组织。 

他说：“这非常值得。很多这些捐赠对这些非营利组织来说，将是具有变革性的。它们可以发挥想象力和创造力，改善服务或降低成本，无论他们决定如何使用这些捐赠。”

今年的慈善50强榜单上有6人捐赠了10亿美元或以上的善款，是该榜单25年历史上最多的。今年的捐赠人总共捐赠了162亿美元，是25年来捐赠额第10高。然而，显而易见的是，美国最富有个人的财富积累速度，超过了他们的慈善捐赠速度。根据Altrata公司的Wealth-X数据，目前有18万超高净值美国人，控制着近21万亿美元的资产。慈善顾问约翰斯顿表示，这些人每年大约捐赠他们财富的0.5%。 

我们榜单上的19位个人、夫妇或家庭也出现在《福布斯400富豪榜》上。这19位捐赠人的总净资产为9540亿美元。然而，他们合计捐赠了123亿美元，仅占其总财富的1.3%。 

如此多的资金没有被投入慈善事业的原因之一，是因为随着捐赠金额越来越大，x捐赠人不确定该如何进行。约翰斯顿表示，捐赠人希望更好地了解他们捐赠的效果，但这需要更多的参与，有时还需要专家的帮助。 

约翰斯顿说：“随着捐赠金额的增加，捐赠人对自己了解和跟踪捐赠结果的期望也会提高，而这需要他们建立一些措施，这对于那些变得非常富有却没有为慈善事业腾出足够时间和空间的人来说，尤其具有挑战性。我认为这就是为什么资金常常处于‘旁观’状态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非营利组织财政拮据、联邦资助被停止或削减的情况下，这些富有捐赠人的支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 

这位退休投资银行家杨表示，鉴于联邦对科学研究支持的不确定性，她需要更加积极地参与自己的慈善事业和所支持的组织。她参加了自己资助项目的科学顾问委员会，并确保自己是其中的活跃成员。 

杨说：“脚踏实地。这就是我的方法。宣布一项重大举措固然很好，但细节决定成败。我的钱应该用到最需要的地方。” 

慈善顾问埃利斯·史密斯说，对于一些捐赠人来说，现在也是进行深思熟虑规划的时候。许多国家正处于重大的政治变革之中，需要更长远的战略思考。尤其在慈善事业与政府的关系方面，这一点尤为重要，因为慈善事业历来起到激发政府资金和弥补漏洞的作用。 

史密斯说：“慈善事业的本应该为政府服务留下的缺口提供资金。但是，如果我们一直在谈论的资金缺口变成了峡谷，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