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会期间，《慈善法》草案引发代表委员们的热议，如在3月16日顺利通过，中国首部慈善法将于2016年9月1日实施。满怀期待之情，让我们先随中慈联一起听听各界围绕《慈善法》进行了哪些讨论，再看看在其他公益慈善方面又发出了怎样的声音。

慈善法

基金会管理成本提高至15% 引发政协委员热议

“慈善组织中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基金会，开展慈善活动的年度支出，不得低于前三年收入平均数额的70%，年度管理成本不得超出当年总支出的15%。” 慈善法草案三审稿规定基金会管理成本由原来的10%提高至15%，引发了政协委员们的热烈讨论。全国政协委员、研祥集团董事局主席兼总裁陈志列认为，“15%的管理费太高了!”他举例，如果某基金会向社会募集1亿资金，其中1500万元作为管理成本，剩下的8500万元改变用途，把原本用来救灾的钱买车、买股票、投资，依据草案，最高将被处以10万元的罚款，其违法成本过低。全国政协委员、新华联集团董事局主席傅军端也表示，“15%，我就从没见过这么高的成本比例，还有这么低的违法成本。”

而在中国慈善联合会副会长徐永光看来，15%的行政费用并不算高。根据我国《非营利组织的会计制度》，非营利组织支出有三个方面，即有三个成本：第一是募捐成本;第二是管理成本也叫行政成本(工资、行政费用，房租、水电成本);第三是项目成本(服务于项目的人力成本)。国际上一些基金会的这三项成本加起来有的可能达到50%，但就行政成本来说，一般在20%左右。我国民政部门在审计年检时，把三项成本加起来都算作行政成本，因此三项累积不超过15%可能是全世界基金会中效率最高的。而10万元的违法成本只是在违反慈善法中有关慈善财产管理、使用后的措施，如果真有人挪用了善款，还可能违反刑法、合同法等。

北京大学法学院非营利组织法研究中心主任、中国慈善联合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金锦萍建议，不在慈善法中具体规定行政成本比例，可将行政成本的控制与慈善组织的免税资格挂钩，这需要对慈善组织的免税资格的相关规则进行细致化规定。并且，规定的思路也并非“一刀切”地规定具体比例，而是具体规定合理的行政支出和不合理的行政支出。另外，她还建议，应要求慈善组织的年度报告中具体列出行政支出及其所占比例，并作出说明;同时这些信息必须公开，并对公众作出详细解读和引导，由社会公众去判断向哪些慈善组织捐赠或者继续捐赠。

郑功成：构建利于慈善事业的税制环境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社会保障学会会长、中国慈善联合会学术委员会主任)

当前，与慈善法相关的一个重要问题是税收。因为税收和慈善都是用于公共利益，两种资源如何配置需要仔细考量。国际上通行的办法是对慈善捐赠免于收税，这样可以激发人们的积极性。但对我国来说，真正要创造有利于慈善事业的税收环境，不能只靠慈善法，也要靠税法。慈善法草案中对税收问题已经作出了部分回应。首先，是慈善事业在申请税收减免时将更加体现公平性。按照慈善法草案，被认定是慈善组织就必然可以享受相应的税收减免优惠，不再需要一案一议，这就促进了税收优惠的公平性。其次，是税收减免额度的结转。慈善法草案规定允许减免额度可以在3年内结转使用，兼顾了企业的需求，给了企业一个参与慈善的自主权，通过连续计算额度的办法，不仅能够解决一些现实问题，还能激发更多大额捐赠。最后，慈善法草案规定用于扶贫济困的捐赠要采取特殊的优惠政策，这表明政府将从税收政策方面加大支持力度，以引导社会力量更多地参与扶贫济困。

当前，也有一些观点认为，慈善捐助免税可能会成为一部分人逃税的避风港。要避免这个现象，需要监管部门把好关。第一是登记关，应当明确慈善组织相关章程，要求其满足相应的条件。第二是公募关，对于公开募捐，公募主管机关要做好考核，把握好募的钱干了什么，不能随便什么组织和个人都可以发起募捐。第三是税收减免关，公募税收减免还要做好考核和审核。第四是慈善活动的运行监督关，如果在运行过程当中得到举报，主管部门认为有问题，就应该进行现场调查。最后一关是违法处罚关，明确慈善组织违反了法律规定应该怎么处罚。

陈爱莲：鼓励人们做善事 希望程序进一步简化

(全国人大代表、万丰奥特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局主席)

每年，万丰总会捐赠不少资金做慈善。2011年，为了响应建设“美丽中国”“美丽浙江”的号召，我个人出资设立了全省首个新农村建设非公募基金—“美丽乡村基金”，但没想到这个想法前前后后用了三个多月时间才批复下来。所以我建议，应该简化慈善相关事业的办理程序，只有相关程序办起来快捷方便，才能使从事慈善事业更有效率，实现“随时可慈善”、“人人能慈善”。

慈善教育还应该从娃娃抓起，慈善法草案应该被引进课堂，引导小孩从小树立“向上、向善”的价值观，使慈善事业发扬光大，使从善成为全民的自觉行为，让慈善之光温暖人间。

养老

翟美卿：发展养老产业 要打破体制方面的壁垒

(全国政协委员、香江集团总裁、香江社会救助基金会主席)

目前中国的老龄化趋势愈发明显，据调查，到2020年中国老年人的数量将达2.48亿，占总人口的17%。这样来看，目前国内养老产业的发展还是很不足够的。从目前养老产业的现状来看，按照国际标准计算，一百个老人五张床，我国的养老床位就远远不够。

养老产业要发展好，首先要在顶层设计方面有一些改变，要打破现在体制方面的壁垒。医养结合是养老产业发展的一个趋势，但是现在政府部门多头管理，制约了医养结合的发展。另外中国的医护人员比较欠缺，这方面的人才也有待加强培训，提议政府能够给予养老产业发展的企业有更多的政策优惠，鼓励一些企业去做养老产业，同时要鼓励金融机构进入养老产业发展。

吕薇：保障标准不统一 异地养老难推行

(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

目前，异地养老还需要国家继续推进完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配套政策，全国各地的看病标准以及报销标准都不统一，所以在短时间内，实现异地养老条件还不成熟。由于各地的工资水平不一，因此省与省之间、市与市之间缴纳保险的标准也不一样，例如北京缴纳的标准就会高于其他一些地方。老百姓看病成本费用各地也不统一，北京一些三甲医院看病收费可能要高于其他城市，这些需要政策方面的倾斜。当然，还要区分对待医疗保险统一的问题，不可能所有人的医保都是统一的，应当区分基本保险和辅助性的商业保险，有的人缴纳的钱多，不能大家都一窝蜂地拉平标准。可以尝试省内的异地养老，或者区域性的异地养老，例如京津冀地区，现在京津冀地区的公共服务配套设施正在逐渐完善。

教育

袁贵仁：回应教育改革和发展热点话题

(教育部部长袁贵仁)

普及义务教育还意味着均衡，但如果现在把学前教育和高中教育都纳入义务教育，均衡的配置就是很大的难题。经过综合考虑，在“十三五”时期，我们仍然坚持九年义务教育，但是将努力从实际出发确保更多人民群众、更多青少年学生得到更好的教育。

在促进留守儿童健康成长、成才方面，教育部门至少在这几个方面可以下更大的功夫：第一，做到三个优先，寄宿制学校优先安排留守儿童，营养餐的供给优先满足寄宿儿童的需要，上下学的交通安全，优先满足留守儿童的需要;第二，加强对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教育，要培养他们独立的、自立的精神，及时发现、制止他们可能出现的各种不良习惯、不良行为，要创造条件使他们能够通过电话、视频经常和父母沟通交流，缩短心理上的距离;第三，要保持和家长的沟通、联系、合作，督促家长尽到父母对孩子的教育责任。我们也呼吁各界都能伸出手来，为留守儿童奉献一点爱，使得他们像所有的儿童一样，健康快乐地成长。

黄德宽：紧跟时代步伐传播传统文化

(全国政协委员，安徽大学原党委书记、安徽大学汉语言文学教授)

当前受到应试教育的冲击和影响，中小学校对于青少年传统文化和价值观教育存在形式化、浅表化、碎片化现象。同时，小学教师队伍群体传统文化素养和知识积累难以适应承担传统文化教育的要求，边远、农村地区的学校尤为突出。青少年传统文化教育还存在着不少有待改进的地方，任重而道远。

建议各级各类学校要更加紧密联系青少年实际，加强不同年龄段学生传统文化和价值观教育的针对性。教育主管部门要开展系统的调研，组织传统文化研究专家学者与教育专家、信息技术专家等联合攻关，编制符合全国各年龄段青少年学生实际需要的传统文化与价值观教育教学大纲，让各级各类学校传统文化教育和价值观培育有章可循、有的放矢。教育部门在高校教师教育中加大传统文化教育的力度;制定中小学现任教师传统文化专题培训计划，尽快启动传统文化教师“国培和省培计划”;加强教育管理部门和学校干部传统文化教育的培训，加快解决传统文化教育师资不足和水平较低问题。

全国妇联：家庭教育需要立法支撑

制定出台家庭教育促进条例，将家庭教育纳入法制化发展轨道，对于解决当前家庭教育存在的问题，促进儿童健康成长，保障社会和谐稳定具有重要意义。家庭教育作为培养人的最根本的教育，关乎一个民族的整体素质，关乎国家命运和社会进步。面对社会转型、家庭变迁、教育变革的外部环境，我国家庭教育面临诸多不容忽视的问题和新的挑战。制定家庭教育促进条例应坚持儿童优先与全面发展的原则，坚持政府主导和社会共同参与的原则。条例的主要内容包括五个方面：家庭教育的界定，家庭教育的基本原则，家庭教育的工作机制，家庭教育的特别措施及法律责任。应针对留守流动、流浪儿童以及残疾、家庭困难儿童等，规定特别措施，提供更有针对性的指导、支持和服务。

环保

陈吉宁：今年将启动生物多样性保护等重大工程

(环境保护部部长)

今年，环保部将按照政府工作报告的部署安排，主要做好五个方面的工作，即“五抓”：一是要抓好治理。持续实施“大气十条”和“水十条”明确的各项任务，今年还要出台实施“土十条”，要推动实施燃煤电厂超低排放改造工程，要推动新一轮的农村生态环境综合整治，启动生物多样性保护等重大工程。二是要抓好预防，要加快生态红线的划定，特别是要强化规划环评的刚性约束。三是要抓好改革。国家层面由环保部牵头的环境保护改革方案有20项，环保部内部配套的相关改革有31项，我们要用改革来解决体制机制上的障碍。四是要抓好执法。我们要继续加大执法监管力度，严格环境的准入，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建立健全突发环境事件的预警制度，通过法治的手段来解决企业偷排偷放、不达标的问题。五是要抓整个环保队伍的建设，抓行业作风。让我们这支环保队伍更有战斗力，能够担当并完成我们当前繁重的环境保护任务。

解振华：建议加快推进应对气候变化立法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别代表)

目前，中国已启动应对气候变化专门立法工作，初步形成了立法框架。但同时，亟须加快气候立法的步伐，积极学习吸收国外正反两方面经验，确保绿色低碳发展的各项事业有法可依。2015年召开的巴黎气候大会达成《巴黎协定》，明确了2020年后全球气候治理的制度安排。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最大碳排放国，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大、占比高、增速快的趋势短期难以改变，面临很大的国际减排和出资压力。建议强化“十三五”应对气候变化政策和行动，争取超额完成到2020年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在2005年基础上下降45%的上限目标;推进同美国、欧盟、俄罗斯、日本等发达国家的政策对话与务实合作，加强同“基础四国”、“立场相近发展中国家”、小岛国、最不发达国家和非洲国家的沟通协调;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推动建立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制。

贾康：建议加快环境保护税立法

(全国政协委员、财政部科研所前所长)

以环境保护税和“税制绿化”为代表的绿色财税制度改革，是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追求可持续发展实现“中国梦”的必然选择，是我国实现能源安全和资源节约、减少污染改善民生客观要求，也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挑战的重要选项。我国现在尚未设立专门的环境税种，现行的环保排污收费征收标准偏低，范围过窄，整体环境税收政策缺乏系统性，相关税收优惠针对性、有效性也远不到位。

在稳定宏观税负的前提下开征环境保护税，可在环境费改税、改革资源税的同时，相应减少企业所得税、关税等税负。建议将环境保护税全部进入地方税收入，作为一般预算收入统筹管理，不延续“专款专用”的老路。环境保护法应以法律形式确定企业排污信息向社会公开，接受全社会监督。税务部门可以同环保部门联合公开环境保护税信息，建立社会多方共享的企业环境保护税信息数据库，以便于公众监督企业排污及纳税。

儿童

刘长铭：关爱留守儿童不应忽视父母和家庭的责任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四中校长)

留守儿童问题是我国经济发展、城乡差别、教育政策、社会保障等复杂因素造成的，虽然较短时间内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但随着国家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国家应该对留守儿童教育方面加大财政投入，设立专项补助资金，强化各级政府责任，建立长效机制，把对农村留守儿童的关爱落到实处。大家都在强调政府和社会应该为留守儿童做什么，但忽视了父母与家庭应有的责任。父母是保护儿童健康成长的第一责任人，政府和任何机构都无法取代父母的角色。当然，很多农民工因生计问题，无法把孩子带在身边，这可以理解，但随着这个问题不断引起政府和社会的广泛关注，父母作为孩子第一责任人的意识也应被提高，而不能将这个原本属于家庭教育责任的问题，转嫁给政府。

女性

孟晓驷：完善两孩政策配套措施 保障妇女生育就业同兼顾

(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妇联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党组副书记)

落实全面两孩政策不能止步于松开“一个孩子”的政策，还需系列配套措施，解除女性和家庭后顾之忧，才能激发育龄夫妇再生育愿望，使好政策更好落地，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果。我们建议，首先是大力发展公共托幼设施和服务，减轻家庭照料负担。建议加大对托幼设施及服务的多渠道投入，特别是完善零到三岁孩子托幼设施及服务，加强对托幼服务的职业培训和政府监管，为家庭提供更多的优质安全、接送方便、能负担起的公共托幼服务，减轻家庭照料负担。其次，出台激励措施，促进工作与家庭平衡。一是完善生育保险制度，规范内容、扩大覆盖、落实待遇，提高统筹层次，实现政府托底。二是参考国际经验，推行男女共享的带薪育儿假，鼓励男女共同分担育儿责任。三是出台降低企业雇佣女性用工成本的积极措施，营造家庭友好型工作环境。再次，加大执法监管，消除就业歧视。落实《就业促进法》，尽快制定《劳动保障监察条例》实施细则，进一步完善劳动力市场就业歧视监管机制。帮助女性平衡工作与生育，不仅有利于女性个人发展，也有利于家庭幸福，有利于全面两孩政策实施、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和社会经济长远发展。

扶贫

何丕洁：精准扶贫应授人以渔

(全国政协常委、民革中央副主席)

7000万贫困人群,除了需要社会兜底、移民安置，其余需要通过产业拉动实现脱贫。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这是我们作为社会力量参与扶贫多年的一个基本经验。扶贫工作最基础的，也是最关键的因素是教育，它能改变一个人的一生，是最长期、投资效率最高的投资。另一个经验是尊重扶贫对象的意愿，实行“参与式扶贫”,做规划时就请扶贫对象参加，提出给意见，他们的视野也许相对狭窄，但能聚焦到周身情况，对哪座山适合种树、哪道岭能产茶、哪个洼会存水，都了如指掌。

邵琪伟：旅游可带动1200万脱贫

(全国政协委员、国家旅游局原局长)

旅游扶贫门槛低、投资少、就业容量大、见效快。从农村的“能工巧匠”到家庭农妇都能参与，甘肃陇南一些农村妇女，依靠出售手工编织品、西和刺绣，每天可挣100元左右。全国类似的实例数不胜数。旅游扶贫又是“造血式”扶贫，可持续性强，且是物质和精神“双扶贫”。预计到2020年，旅游将带动全国约1200万贫困人口脱贫，约占贫困人口的17%。建议将旅游扶贫列入国家扶贫开发的总体规划，并单列专项规划，加大资金和人力资源的投入力度。

建议结合各地资源优势，有针对性地发展生态旅游、民俗旅游、休闲度假、养老和健康旅游，吸引自驾游、探险游、背包族等新业态游客。尊重农民主体地位，真正还富于民。把旅游开发收益变成农民看得见、装进兜的“真金白银”，做到真扶贫、扶真贫。此外，可探索“公司+农户”“景区+农户”“协会+农户”等方式，让农户获取劳务、薪金、租金、股金等涉旅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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